，没法谈。后来，在那个荒凉的海滩地区一座庞大得惊人的国飞机装工厂里，格兰维尔。西顿一直在帕格和厂长边沉重地走着，在得叫人直冒汗的长时间跋涉中始终只是烟，一声不吭。那儿的温度一定远在一百度以上。随后他们又坐车到波斯湾上的铁路终站班达沙赫普尔去。他们在一家英国军官堂里吃饭的时候，西顿才闲聊起来，可是他说话的声音象从笛里来似的，很闷，糊不清，简直象在讲波斯话。帕格从来没见过烟得这么凶的人。西顿本人看上去也象给烟熏黄了似的：瘪、瘦长、肤微黑，又大又黄的上门牙间有一个大豁。帕格异想天开，认为这个人要是受了伤，来的血一定也象烟渍一样发黄。

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帕格拿了一瓶老鸦牌。西顿见了，象小孩儿那样微笑起来。“最过瘾儿了，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把玻璃杯递过去。

那条单轨的铁路跨过死寂的盐滩，蜿蜒着了死寂的群山。从飞机上看，这个国家已经够荒凉贫瘠的，可是从火车车窗里看，那就更糟糕。一英里连着一英里寸草不生，所看见的只是黄沙、黄沙。火车停下来换上另一个柴油机车的时候，他们下车溜溜。在沙漠上连只野兔的影都不见，有的只是成群的苍蝇。

“这地方可能就是从前的伊甸园，”西顿忽然开说。“只要有，有能源，有人来把地整一整，它还有可能恢复旧观。可是伊朗在这个环境里，简直跟海蜇困在岩石上一样死气沉沉。你们国人能够帮忙，也最好帮个忙。”

他们又回到了火车上。火车铛铛作响，呜呜叫着沿一条U字形转弯的路基驶上一个遍布岩石的峡谷。西顿打开包，取火三明治，帕格又拿了老鸦牌。

“我们应该为伊朗儿什么呢？”帕格问，一边把威士忌倒纸杯去。

“把它从俄国人手里救来，”西顿回答。“这或者是因为你们确实象自己所标榜的那样，是利他主义的、反帝国主义的，或者是因为你们不愿意看到苏联打完这场战争后就统治全球。”

“统治全球？”帕格不相信地问。“为什么？怎么会呢？”

“地理的关系。”西顿喝着威士忌，目光炯炯地望了帕格一。“关键就在这儿。伊朗原挡住了俄国，使它没获得不冻港。因此它在半年里是一个内陆国家。这片原还挡住了它去印度的路。列宁曾经贪婪地印度叫作世界大仓库，说这是他的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。可是波斯呢，好象是老天存心要把它当作个大来堵住加索山似的，它正挡住了大熊的路。它象整个西欧一样大，而且正象你现在亲看到的，大分地方都是崇山峻岭、盐滩和沙漠。这儿的人是些野的山区落、游牧民族、封建农民以及诡计多端的低地人；他们全都非常独立不羁，难以驾驭。”他的纸杯又空了。帕格连忙又给他斟上了威士忌。“啊，谢谢你。现代波斯历史的基本事实，上校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你可记住：俄国的敌人就是伊朗的朋友。英国人从一八零零年以来就是扮演着这个角。虽然，总的说来，我们搞得很糟，结果成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。”

火车呜呜叫着开了一条漆黑的长隧，等它轰隆隆地又开耀的光中以后，西顿正盘着他的空纸杯。帕格又给他斟满了。“啊。好极了。”

“你刚才说的是，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。”

“正是这话。你瞧，我们常常需要俄国在欧洲给我们帮忙——反对拿破仑，反对德皇，现在又反对希特勒——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波斯扔在一旁不，而大熊每次都抓机会捞走一大块。我们结成联盟反对拿破仑的时候，沙皇攫取了整个加索。波斯人为了收复失地行了战斗，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够支持他们，他们只好退兵。俄国人就是这样把库和迈科普油田捞到手的。”

“这一切，”帕格说“对我说来都是新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