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，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，对他们而言，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，题目只能在这里，不可能有别的题目。范围相当小，背起来容易，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，一般不超过五百字，不象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，这么看来，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

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，八文分为破题、承题、起讲、题、起、题、中、后、束、收结几个分，其中华分是起、中、后、束，这四个分你不能随便写的，必须用排比对偶句，共有八，所以叫八文。

这写法十分古板，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，真是害人不浅，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编，只为了凑字数，达到对偶的效果，文字表面上看，十分整齐，细看下内容，废话满篇。

痛苦的不仅是考生，还有题的老师，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，各级考试都从里面题，而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，于是老师们奇计百，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，单独拿来题，如把一句话斩去尾，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，这语句不通，张冠李的词句，连老师都不知是什么意思，何况学生呢。

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，题的人不知是什么意思，考试的人也不知，这样考来的是什么人才？

八说到底是一形式而已，就算古板，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，别急，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，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。

明朝规定，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，必须仿照古人立言，要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，这个圣人是谁呢——朱熹。

朱熹曾经给四书写过注，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，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，要求所有的学必须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。

天可怜见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想一句，写下来，吃饭时又想一句，写下来，本来就作不得准，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，确实是一折磨。

这可就苦了明朝学们，叫天不应，谁知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，只能自己慢慢猜，慢慢把握，所谓搞不懂就问人，搞得懂就教人，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，对这些学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。

无数考生午夜梦回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材，久而久之，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，似乎这样才能恶气。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，不考就没有官，这是实际的问题。

在固定的思维，固定的模式下，明的学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，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，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，考生们仍然写了很多锦绣文章，在下曾经看过两篇八状元文，文辞优，立意刻，想到这些文章他们是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的，实在令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佩服不已。

这些优秀八文的作者巧妙的利用既有规则，在有意无意间自己的观，并运用优的词句表现来，他们无疑是这场辨则竞赛中真正的成功者。

八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，选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。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选来的某些人才“与之谈，两目瞪然视，木不能对”，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。

但八文还是有一定用的，比如吴敬梓在他的《儒林外史》中曾经写：“八文若的好，随你什么东西，要诗就诗，要赋就赋，都是一鞭一条痕，一掴一掌血。”可见，八文是很多文写作的基础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样的限制下，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，如后来的徐阶、拱、张居正，哪一个不是八文拿分的？这些人才是手中的手。

总的看来，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，禁锢人们的思维，害人不浅啊，其影响远，直到近代，人们还以考过八为荣，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，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，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，陈独秀非常得意，哈哈大笑，说自己考的是八秀才，比策论秀才值钱。蒋梦麟连忙作揖。大家从中可以看到，八有多么大的影响力。

【朝廷的斗争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