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个要求，大伟，你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我们不迟。”

“请说！”

“容许我们在本城包装。换言之，我们不要你原装的盒，只要你的一大批葯品，到了香港，我们才包装内，如此你就可以在价格上再降低一个百分比，事实上，包装在此地便宜得多，且需要有当地的文字作说明，对销售有帮助。”

唐襄年果然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商界奇才，他晓得如何绕一个圈，得地令对方减价，而同时能生很多相对的利益。

唐襄年还有一厉害之，他不需要大伟明利即时答复是起着两个作用的。

其一不急着落实总代理权就显示我们这一方成竹在，对方不答应所请，只会是他的损失，这是擒先纵之一法。

其二是他分明看到我的踌躇，于是把再议的机会给对方，这就既可以有转寰余地，又没有弱。

看来，跟在唐襄年边才那么几天，所见所闻所学所识实实在在丰富得难以形容。

送走了大伟明利之后，唐襄年连连拍了两下手掌，：

“大功告成了！”

“我并没有预料到作为这伟特葯厂的总代理，需要投资这个我能力负担以外的数字。”

“金信晖的遗产还没有到手吗？”唐襄年问。

“我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，还得有一个百分比属于健如母女的。”

每提到此事，我就觉着郁的委屈和耻辱，因而要回一回气才能继续说下去：

“除非我可以打赢官司，把小叔的监护权取到手，那么，我控制了金家的三分之二产业，就比较容易调动资金，即使多的是不动产，也可以向银行行揭。”

“胜诉的机会如何？”

我摇，不愿意想起罗本堂律师的忠告。

唐襄年说：

“先等着大伟的答复再算，他回到国总汇报之后，很快就会把合约寄来，你是否签下去，其时再定议。不过，方心如，我很诚恳地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发达的大好机会，真正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，问题在你。”

我并没有回避唐襄年的目光。

我知问题在我。

“待我的官司大定了，知了结果，再去考虑其他问题吧！”我是这样说。

唐襄年答：

“官司赢了输了，情况都是大同小异，你必须得到利必通银行的支持，才能得成这单大生意。赢了，银行要求你注资的基本金额可以拿得来。输了，你连起码的本钱也缺乏，要多筹一笔现款，如此而已。”

我完全明白唐襄年的意思。银行如果肯支持生意金额的百分之八十已经相当理想了，其余百分之二十自然是必须的本钱。换言之，我即使有那百分之二十的本钱，也须安排其余的借贷，把握何在？无非都在唐襄年个人上。

要永隆行提什么帮忙与保证，在今日是困难重重的。

客观上，永隆行未有劲的银行关系；主观上，太多永隆行的东，也就是我那些直系亲属，不会愿意帮助我去创业，这是肯定的了。

笔此，问题在我。

我肯不肯付代价？

不肯。

当我走了唐襄年的办公大楼，独自在中环的街上踱步时，我仍是意志决的。

唐襄年说只要晨早起来洗一个澡，忘记昨夜星辰，无人知晓，就能重新为人。这个意念是惊人的，我无法接受。

我固然不唐襄年。

他也不见得我。

一个人，一定期望与之长相厮守。

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份好奇、好、刺激、娱乐、发。我并不甘心成为玩，不可以，这是极之有损尊严之事。

人没有了尊严，还怎么活得下去？

整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吧！

伟特葯厂的一个发财梦自今天起苏醒就算了。

满城都生机，我还会有灿烂的明天，何必急着把自己抛售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