笑，但我绝不是个怀旧的人，也不是一个希望在衣锦之后还乡的人，在我人生“向前走”的路程中，我从不曾调自己的乡土特质。我那么城市。

即使在一群来自宜兰的文人之中，我想我也是个异类。我的风格不乡土也不清，更非纤柔婉约纤毫必写，我观察城市繁复而华丽的众生相，虽不致五谷不分，但绝对四不勤，我对都会环境充满认同——我眷恋纽约、黎、东京，以及台北，且笃信王尔德为都会的辩护：“都会生活滋养人类文明并使文明更完——莎士比亚到敦之前，不过只能写一些拙劣而讥讽嘲骂的文章。”

我十四岁只离开宜兰，情愿住在一间连洗澡也要排长队的破宿舍里。当时似乎冥冥中已有一个声音在叮咛我：“走吧，走小圈圈，你活着不是为了要沉浸在说长短与柴米油盐的人生中，像他们（指我从小到大的邻居们）的日，你过下去铁定会发疯！”我还记得年幼的自己踏平快火车的那一刹那，看着清净无尘的远方山岚，泪不断落下，但嘴角仍的抿成一条直线。那年我十四岁，老习惯被我妈骂“跟人都未亲像哩”也明白跟别人都不像并不是一件坏事。

我从小最喜的一句话，是“燕雀焉知鸿鹄之志”所以当时自命不凡得令人讨厌，也据顺理成章了。小镇女儿必须温柔敦厚、言行合仪，是当地女最大的要求——我想现在也差不多。因为以前我们念的“女国小”（全省唯一只有女生的小学，现改名为宜兰国小）“中山国小”（全省唯一只有男生的小学）至今似仍屹立不倒，家长们依旧主张“严男女之防”你从这儿可以看见，宜兰市人（据我统计，民风保守仍以宣兰市最严重）的德标准有多呀。

由于德标准太，所以人言可畏，宜兰的女人一离婚就“死”定了，而丈夫打老婆则没什么了不起，大家不三七二十一劝合而不劝离；小镇女儿只要带了任何一个男同学回家，左邻右舍一定会问佳期，若和任一男在闹区并肩走，二十分钟后铁定有人向你家中报告，三十岁若还嫁不去，每个人都会自告奋勇为你媒婆；若只生女不生男，九族同遗憾——我非胡言语，这都是我旁发生的事。有一位亲戚，她的媳妇已近四十岁，生了三个女儿，翁姑日日自责无颜面对祖先，于是趋签问神回来，要儿每日上三次香，往东方三大拜。一年后果真一举得男，一家四抱痛哭，好像得了奥运金牌，我啼笑皆非的看着这幕戏，到底没法像诸亲朋好友一样发“有志者事竟成”的贺喜。

我的亲友们都有的政治狂，每逢选举必去开票所当义务查票员，但民主的人未必支持个人意志的自由。

小镇父母只希望儿女成为公务员，因公务人员乃最尚的职业。我初中毕业后拒考师专，被家人视为大逆不——“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放弃当小学老师的机会呢？”我弟弟大学毕业，被一大群亲友押着报名普考，懦弱的他不敢明白拒绝，只好奉违拿了钱而没报名，然后本不敢回家，他们不敢告诉我，因为怕我为他撑腰，我不知，为什么人们可以理所当然把自己的希望架在儿女上，他明明可以恣意长成林中的红桧，而你偏偏要他变成小小的盆景，只因如此较好摆布。

人情味有时意味着人情纠葛与世俗压力，加人饮冷自知，你也许怀念夜不闭的年代，但我，敬而远之。

我大分的国中同学在二十五岁前已生了两三个孩，在宜兰享天之乐，而我觉蹈蹈独行也很不错。我知我不是坏孩，只是我不愿随家乡父老一起走老路。十四岁以前，我看过大多为争一家财而阅墙的兄弟，以及打打闹闹互丢菜刀仍长相“撕”守的小镇夫妻，我愿保持真诚待人，平实过日的小镇人优良传统，但不认为一切“GoodOldTime”都无懈可击。

我那么疯狂得华丽的都市，并可以从都市的疏离中会个人主义的甜滋味，我也那么我的生地，那天光云影，落在我家院中的椰叶，那是我小时看天空最好的枕席，雨声蛙声蝉声与光则是想像力的温床，落在田亩中的山岚使人烦忧消散，我无声胜有声的宜兰。

凡走过的都不是冤枉路

回，搜寻所谓“生涯规划”的痕迹，我在每一个生命转弯的地方，在时光逝中匆匆，都看见一本书。

我在打开那本书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扉页中抖落的地图：一张隐形的地图。只有我用幻想的睛看得见的地图。地图上描绘着用想像力当柏油铺成的路。那些路随着时间化成实相，给我的足迹，一步一脚印，我走时有时千辛万苦，有时以为自己迷了路，有时觉得自己离了“正”很远。

但都不是冤枉路。

因生命中并无冤枉路。如果，心，并不想喊冤。

我看了朱天心的知《北一女三年记》后，燃烧起一雄心壮志，我想，念一个中如果就可以写一本书，如果三年生活值得用雕栏玉砌的文字来描述，那一定是个值得念的学校。

幻想我用宪兵般昂扬的步履踏琼楼玉宇般的第一学府，然后到荷池边谈恋，一起数荷叶上掉落的珠，幻想自己是纤弱优雅的少女，有人在黄昏日落时诵着我的名字。

想起从前的幻想，疙瘩掉了满地。

牯岭街的破落宿舍和群生活首先击碎了我的幌想瓶，当时严苛的校规、竞争的压力和教官像招帚一样，随着把我的碎玻璃扫垃圾筒里。

想想当初确有很多“生命中不能忍受的情事”当我看了杨照的《迷路的诗》，看他写中生活也写成一本书，被我封锁已久的过往，又血脉活络了起来。

我怕忆旧，因为我以为，会说当年勇的人一定老了。

我怕的是老。怕白女在、闲话说玄宗，总有一落叶调的凄凉。

怕的或者不是老，是凄凉。

《迷路的诗》中，杨照说他们建中校刊社学生曾模仿庄的笔调写了一篇短文，把“北一女的新书包没准”：藏在文章里，引发校史上空前绝后的校刊回收事件。

我觉得很好笑，因为我也看过那篇文章，因为那年我背的就是那个空前绝后被嘲笑为没准的新书包。

哈哈，因为我也觉得很没准。而且觉得写文章骂我们书包的人真有准。

我的北一女三年记写不成一本书，当时呆呆脑的我，本不是叱咤风云的学生，我要适应的问题多如麻：英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全用英文，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我都在鸭听雷。上中前我本没使用过英文字典，你相信吗？我只是能“看”英文，对于讲和听，一窍不通，简直是聋。后来鼓起勇气问同学：“你们没有英文听力方面的问题吗？”“怎么会！”我的同学说：“老师讲得那么慢…”

数学课，比鸭听雷还惨。我本像只天生就盲的地鼠，在的沼泽中载浮载沉的爬行。老师问懂不懂啊？我只能呆呆看着前后左右的同学在猛。

要学习完全照料自己，自己洗衣、觅，在宿舍里一被八十二岁的女舍监看不顺，就会被骂得狗血淋，还好她乡音甚重，搞不清楚坤在骂什么。

我们被统称为“外地主”这个名词本并没有特别意义，不过，同学讲什么你听不懂会被视为理所当然。因为你比别人上。我在一时，我第一次知有“空中英语教室”和1CRT电台；我很惊讶为什么同学们会唱英文歌。

就连拿手的国文课，也上得很难过，国文老师老是语带讥笑的认为本省籍同学发音不标准、文章写得不好。家教一定不如外省籍同学得天独厚。她总不叫我的名字，只叫号码，仿佛我是囚犯，书背不来就罚站。育课是绝对痛时间，留着一斑白直长发的育老师天天说，哪个项目不及格就别想毕业。

本没有娱乐，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娱乐。有一最无聊的娱乐叫“排字”就是国庆日或重大节庆时全同学都奉命当人墙，旗一挥就把手上的板换颜。排奋斗。艰苦朴素啦、努力学习啦。在学校大门的我们，一到国庆节特别忙，我记得有一年还着绿帽（绿的伞帽）到学校门前排图形，一站站三个小时，昏的昏，倒的倒，元旦还要参加清晨的升旗典礼，大家都很激动的呼，人群兴奋的大叫。那时还有一段特别彩的演讲节目，说了什么，我忘了，但那时学生仿佛沸腾着一情绪，我们要好好学习。努力奋斗、争取第一。

不适应的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全适应了，但一寄人篱下的苍凉很难试去，只是随着成长的轨迹变淡了。

毕业很多年后遇到同是“外地生”的朋友，说起当时经历。老实说，想来还是很苦。“教我再重来一次，打死我算了，”朋友说，我会心的笑了。“可是也学到了不少东西，对不对？”

对。这样的北一女三年，给我一些独特的经验。

使我比同年龄的一般女孩懂得靠自己克服困难。

独立，变成理所当然应该备的生活能力。

量为，绝不寅吃卯粮。

我会告诉自己说，新环境，一下你就会适应。

了解生命中有许多琐碎情事要理，除了读书；与“生活低能症”绝缘。

明白成功是最好的报复。只叫我号码认为本省人语文能力不佳的国文老师，现在，如果还记得我的话，不知会不会承认她这样对待过？我知，当别人看不起你时“赌烂”是中了计的下下策。由于我的“不服输”她也成为一个给我隐形地图的人——她用的是激将法吧？但无论如何，使我往前走。

这位国文老师兼任当时的班导。那年，丽岛事件发生了。她对我们晓以大义之后，在作文课要我们就此事件发表观。

还是戒严时期，作文课题目常是国八，令人烦厌。

我决定写不一样的。我记得我写的大概是如下的意思：如果蒋公对日本人都可以“以德报怨”为什么对自己人要这么严苛呢？只不过是上街游行，民主政治就应该包容异己…

老师用红笔把我的作文全篇打叉，写了大大的零分。上打电话给我爸爸，请她到学校来，跟他说，他女儿思想有问题，而且不合群。

我爸走后，她叫我办公室，对我说：“给你零分算对你客气，我没把你的作文给警备总，你应该激我！”

我一直很激我爸采取的态度。他对我的那篇作文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当然也没有照老师的话指责我。他把他到学校的事当作完全没发生过。

升二时我觉自己开始在谈恋，现在想想，其实离恋很远。如果恋应该是一碗汤，当时的恋觉，不过是加了一味素的清。

在暑期活动时，我认识了一个建中校刊社的。他第一次写“清书”给我时，我一连三天都像躁郁症患者。翻遍陆小曼与徐志的情书，慎重的回了信，然后我就觉，我终于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这三个字，对于“民智未开”的我来说，简直是终大事。

我们很少见面，他一两个月才会打电话到牯岭街宿舍给我。每次见面他总是一副害羞的样，告诉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、尼采如是说、叔本华如是说、佛洛依德、柏拉图如是说，希腊古如何，惠特曼如何。

以上这些人是谁，我那时本从没听过。我对他的博学简直崇拜得五投地，后来发愤啃书的烈情况，只能以“风檐展书读、古照颜”形容之。

他对我影响远，虽然他不是故意的。只因我到底有一气在，不愿被他看成小白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