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真的那么兴和激动？”辛灵闪动着迷人的大睛。

“千真万确！在那一刻我听到了开的声音，像光一样漫长，像一样悠扬，是我一生之中听到的最最妙、无与比的声音！”我十分肯定地说。

5。我那首伤的“宋词”

那是一些非常奇妙的日，像我那环境中长大的人能与一个书中才可见到的外国人如此之近。

在北大的第一节课我其实什么也没有听去。那是在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的阶梯大教室，从贵州破败的希望学校考去的我，第一次到这么宽敞明亮的教室，我兴奋得早早地去坐在中间的第一排。老师是一个江浙一带的老先生，他讲得慷慨激昂，可我却一句也没有听清楚。等他转板书时我转向教室里张望了一下，那一望不要，那一望使我更不能专心听讲了，因为我看见整个教室就像一大锅八宝粥，红红绿绿的，彩缤纷——黄人、黑人、白人、棕人，济济一堂。

安娜就坐在我的边。但我有意地不去注意她，尽我早就看到她是一个丽的异族人。像我在那么一生存环境中长大的人都有一与生俱来的自卑和矜持。可是，下课了那些同学的神态和行为是各各样的，比较张扬的是黑人同学，他们拿篮球“嗖嗖”地传来传去。我还是坐在那儿，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可是，这时安娜向我伸了手，她说：“你好，我叫安娜。”我迷惑而尴尬地跟安娜握了手。过一会儿又上课后，我的光乜斜过去，我看见坐在旁边的安娜金发碧，初秋的光照教室，她的脸上有一层厚的细细的金黄的。那时我有一奇异的觉，因为在此之前我对女的了解是不多的，对女的幻想也是比较古典的，可是面前的这位女却跟我传统的想象大相径，她大、丰腴，英汉两语言，笑起来的时候贝齿列列在目。

安娜是加拿大人，她是一位有教养的可的女，在路上碰到她，她在十米的地方就粲笑容，那笑容是慢慢地绽放开的，星眸闪烁，脉脉情，在一米远的地方她才站住，亲切地向我问好，留给人一缕温馨和一个回忆。

我是怎么跟安娜接起来的说不太清楚，好像是那一段日中我不走哪儿都碰见她。我到勺园去我从东边走过去，她就从西边走过来；我到教学楼去，刚推开一扇教室的门想去，她就从里面打开门走来；我到图书馆去，在寂静的地下室的书库里，我一转弯又看见她站在那里…

那是一些非常奇妙的日，像我那环境中长大的人能与一个书中才可见到的外国人如此之近。那境况中，自我觉总是有些心旷神怡和一居临下。因为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一见面她总是要我充当她的老师，给她讲中国的古代文学。在未名湖畔，在博雅塔脚，我给她讲的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是有选择的。因为给她讲解这些是很费力的，我往往是汉语、英语、神、手势一起上，但我到安的是她的悟很好。有一次，我给她讲柳永的《雨霖铃》：“执手相看泪，竟无语凝噎…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…”我是这样给她解释的：情人分离，痛苦不堪，遥想未来，苍茫一片；离愁别恨自古皆然，只是今后的世界是没有诗意的世界，只是今后的情是无法诉说的情。她听完竟幽幽地叹了气说：“情真好，即使是失落的情也真好。”她说这话时我觉得她非常妩媚，那是一奇异的妩媚。

一转那个学期就结束了，安娜回到她加拿大渥太华的家里去了，我也回贵州老家去过年了。寒假过完又相聚时，安娜居然变得情意绵绵的了，她给我带来了一件礼，那是一把加拿大北的山民的小刀，非常；我也给她带了礼，那是一小罐贵州的特产：独山腌酸菜。安娜很惊喜，她惊喜的是那个古的陶瓷的罐和玲珑的竹篮，但是我那时却有些担心，她是否喜腌酸菜那味。之后我问她，她踌躇地努力地选择着词汇说：“那味…很有意思，很特别。”我心里不得不承认她的回答是很优雅的。菜不知怎么理的，后来她把那罐和竹篮留下作装饰品，一看见这些东西，我就想起“买椟还珠”这个成语。

那个天我每天都跟安娜在一起。我们一起到中国术馆去看中国第一次人展，她说：“中国女人的人很。”我懵懂地回答：“你也很。”她说：“谢谢。”我们一起到王府井旁的小吃一条街去吃那些，她提议为了多吃一些品我们每样只买一份，一起吃。我尽觉得那样很别扭，但是也实在盛情难却。我们一起到北京音乐厅去听响乐，她到那地方去总是要刻意地修饰自己，惊人的丽。她对我说：“这是对音乐的尊重。”每天跟她在一起，自然逃不过同学们的睛。那时同寝室的老三已开始在外面发表小说，经常去参加那些期刊举办的笔会，让大家羡慕不已。但是，同寝室那几位弟兄对我说：“我们对老三的羡慕是‘低档次’的，我们对你的羡慕是‘档次’的。”

那年末夏初，父亲千里迢迢地赶到了北大来看我。父亲到我们寝室时是下午，同寝室的那些弟兄都围着父亲嘘寒问。这时安娜用她那奇怪的汉语发音在窗外亲亲地叫我的名字，我那时有些怔住了，同寝室的那几个家伙脸上也显心怀叵测的笑容。父亲站了起来，他一走到窗前就看见了下面的安娜。安娜那天穿一件背心，着胳膊和肩膀，扬着一脸的灿烂。我赶跑去支走了安娜，等我跑回来时父亲已经坐下了。父亲是个中学教师，他的人生阅历使他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他对我什么也没有说。

父亲住在北大旁边的畅园饭店。我觉得既然已经被父亲看到了，逃避也不是办法，索带着安娜正式去拜见父亲。去之前我委婉地告诉安娜不能穿那太暴的背心，安娜倒是善解人意，立即回去换了一衣服，可是她换来的衣服却让我哭笑不得，她穿的那一件大红的旗袍，在她上实在是不不类。但我想不能过分的要求，我也知安娜如此打扮其实也是一良苦用心的慎重。安娜对于去拜见我父亲表现一天喜地的激情，但遗憾的是父亲是个沉默的人。父亲的话说得很少，只是对我的翻译表现一些兴致。那天晚餐父亲留我们在那儿吃饭，父亲是个节俭的人，那天的晚餐也不例外，只要了四五个菜，用餐时很好，但用完餐结账时却了小麻烦，父亲付账时安娜也拿了钱包，她对我说：“我应该付多少？”我那时有些急了，忙用英语对安娜说：“你不用付账。是我父亲请客。”父亲后来对安娜说：“大饭店里的东西都大同小异。迎你今后有机会到贵州去，那里有很多品是你没有吃过的。”

父亲在北京玩了几天就回贵州了，但父亲最后那句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客气话，被安娜记住了。安娜认为那是父亲对她慎重的邀请，安娜说如果可能的话明年夏天随我到贵州去，我注意到安娜的措辞，她说的是“如果可能的话”我装作没有在意。

一转到了暑假。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去，每天都跟安娜在一起。那是我人生中最浪漫的时光了。有时，我在安娜的小间的里间看一本杂志或赶一个稿，安娜在外间煮咖啡，在郁的芳香中我有一奇异的觉，好像这样的日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万年，我们是从来生活在一起的…

那个假期我们一起到海淀剧院去看了很多电影。记得我们看的一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：大海边沙滩上的树下，一个男看着一个人，对她说：“你对有兴趣吗？”这个让人脸红心的情节遭到我猛烈的攻击，安娜聪明地对此不置一词。她问我中国人是怎么表情达意的，我那时确实没有什么经验，我只能拿书上看来的那些东西对她卖——中国人谈恋首先是眉目传情，送秋波，再借书还书，几次之后在书里夹张电影票或情书，最后才说句很重要的话“我你”；如果顺利的话再房烛夜——这是基本程序。这样讲问题就来了，安娜首先要我送个秋波给她看，这可难坏了我，我只能给她学术地这样解释：“所谓秋波是女在特别的时空和特别的情下，对特别的男一特别的神，是女生理和心理的一自然现象。男没这功能。”安娜回到宿舍后就坐在沙发上练习送秋波，我看着她的那双蓝睛，她的眸在眶里四打转，定了下来却又变成了对对…

但是我终究没有对安娜说那句话，因为我不知那句话是用英语说还是用汉语说。用英语说显得太轻佻，没有什么实质意义；用汉语说又显得太庄重，千钧重担从此压在肩。这就像钱钟书先生在《围城》里说的：英语的“我你”和中文的“他妈的”差不多。

到秋天的时候，安娜有一天突然告诉我，她过些日要到印度去了。她们那个硕士班是北京大学和印度的新德里大学合办的，她后两年的求学生涯得到印度去度过。老实说我确实是有些悲痛，但我想我应该表现得有风度些。那最后的日我们到了香山，到了长城，到了北京一切可以去玩的地方，那些绿绿的门票都被我悄悄地收藏着。